四川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余德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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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余德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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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信息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8号西御大厦A座12楼F号。

法定代表人:何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照伦,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波,四川嘉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德明,男,195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静(系余德明之女),女,198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小英,女,197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四川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坤,四川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唐贤德,男,196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新区南北干道(旭光小区西大门)。

负责人:陈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凯,男,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永丰路21号瑞祥大厦4楼。

负责人:孔高,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理经过

再审申请人四川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余德明、刘小英、唐贤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2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6)川民申49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照伦、凌波,被申请人余德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静,被申请人刘小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被申请人人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凯,被申请人大地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唐贤德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称/抗诉机关称

同方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沈海云的行为是否为履行职务行为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撑。二审判决仅以沈海云是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车辆登记在同方公司名下,就得出同方公司愿意承担沈海云无论是履行职务行为还是因私使用车辆所产生的各种风险。二审判决将仅适用于民商事活动中的表见代理用于本案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当。在余德明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要求同方公司承担沈海云不是履行职务的证明责任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沈海云是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沈海云履行职务也不一定履行的是同方公司的职务。(二)二审判决对余德明驾驶行为性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首先,沈海云不是履行职务行为,是办理个人私事。其次,案涉车辆是同方公司与沈海云共同出资购买的,只是登记在同方公司的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并不因为案涉车辆登记在同方公司名下,同方公司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余德明的驾驶行为不属于义务帮工,其后果不应由同方公司承担。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

再审被申请人辩称

余德明辩称,沈海云因喝酒无法开车,要求余德明代驾,余德明的驾驶行为构成义务帮工,应当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余德明已经尽力对受害者进行了补偿,现不堪重负,请求依法裁判。

刘小英辩称,(一)余德明已经完成举证责任,余德明完全有理由相信沈海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二)沈海云是同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案涉车辆是同方公司所有,沈海云酒后不能驾车,余德明将车开回成都就是基于同方公司的利益。(三)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不会告知下属员工符合常理,同时沈海云在出差过程中,穿插私人活动,但并不影响履行职务的性质。(四)刘小英的身份不影响沈海云履行职务的认定。(五)同方公司管理制度的缺失,导致无法确定沈海云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还是私人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驳回同方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唐贤德没有参加庭审,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人保公司辩称,人保公司已经完全履行赔偿责任,再审事实、理由与人保公司无关,请求依法裁决。

大地保险公司辩称,事故死亡、受伤人员均是本车人员,不属于赔偿范围,再审事实、理由与大地保险公司无关,请求依法裁决。

一审原告诉称

刘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唐贤德、余德明、人保公司、同方公司、大地保险公司赔偿刘小英伤残赔偿金138680.6元、医疗费38859.39元、误工费1005.9元、护理费12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元、交通费1277元、鉴定费17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7020.43元;人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由唐贤德、余德明、人保公司、同方公司、大地保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6日18时30分许,余德明驾驶牌号为川AXXXXX“奥迪”牌小型轿车由自贡往成都方向行驶至成自泸高速公路83公里加500米路段时,该车右前车头与唐贤德驾驶的牌照为川ZXXXXX“王牌”牌中型自卸货车左后车尾发生碰撞,造成川AXXXXX“奥迪”牌小型轿车乘车人刘小英、李兵受伤及沈海云(2013年12月1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本次交通事故经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自泸高速公路一大队认定,唐贤德、余德明负此次事故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海云、刘小英、李兵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刘小英于2013年11月27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12月2日,当日转入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3年12月17日,共计住院21天,产生医疗费36508.48元。2014年5月6日,刘小英的伤残等级经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评定为伤残八级、十级,鉴定费1760元。川ZXXXXX号车辆的登记车主为唐贤德,该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川AXXXXX号车辆所有人为同方公司,该车在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限额3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基于川AXXXXX号车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车辆损失(全损),判决大地保险公司向同方会计公司支付保险金377943.8元,同时,该判决查明余德明系同方公司所允许的驾驶员。刘小英户籍地为四川省射洪县太乙镇短沟村6组3号,其居住证的居住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林中横路8号2栋4单元7号,有效期为2013年2月6日至2014年2月6日;刘小英提交的《个人养老保险实缴信息》(以下简称社保信息)显示其自2011年至2014年均有购买社保的记录,同时载明其现月缴费基数为1437元。刘小英的父亲刘训友系城镇居民户口,1950年8月8日出生,有女三人,其妻子于2008年去世,靠子女赡养无其他生活来源。事故发生后,唐贤德垫付刘小英费用5000元。本次事故乘坐川AXXXXX“奥迪”车人员李兵的费用为:医疗费517233.52元(按15%计算自费药为77585.03元)、住院伙食费3900元、营养费3900元、护理费146000、残疾赔偿金447360元、鉴定费1700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1150593.52元。本次事故乘坐川AXXXXX“奥迪”车人员沈海云死亡的费用为:医疗费用53884.91元(酌情按15%计算自费药部分为8082.73元)、护理费: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死亡赔偿金447360元、丧葬费20897.50元、误工费1474.23元、交通费及住宿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576116.64元。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判决:一、人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小英支付赔偿金68564.37元;二、唐贤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小英支付赔偿金37362.58元;三、余德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小英支付赔偿金96229.47元;四、驳回刘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2元,由唐贤德承担401元,由余德明承担401元。

二审上诉人诉称

余德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余德明不承担赔偿责任,由同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将余德明垫付的6600元予以返还。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余德明与沈海云等人于2013年11月26日中午一起吃饭,余德明未饮酒。饭后,沈海云将车辆交由余德明驾驶。沈海云是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肇事车辆属于同方公司所有,由同方公司的股东出资购买,日常交由沈海云驾驶。同车受伤人员刘小英是沈海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同方公司的工作人员。

二审法院认为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余德明主张应当由大地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因大地保险公司是肇事车辆的承保保险公司,而本案死者属于肇事车辆上的人员,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第三者”范畴,大地保险公司不应对本车人员在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余德明此项上诉请求,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余德明驾驶行为性质及余德明、同方公司如何承担责任的认定问题。就此争议焦点,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可以确认以下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沈海云是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肇事的奥迪车辆所有权属于同方公司,沈海云在酒后将车辆交由余德明驾驶。根据以上无争议的事实,余德明认为其与沈海云是无偿帮工关系,基于沈海云是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肇事车辆所有权也属于同方公司,故应当确定由同方公司为无偿办公的受益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同方公司认为没有证据证实沈海云是履行职务行为,沈海云是从事个人事务时发生的交通事故,且余德明等人的共同目的是回成都,其驾驶行为也不符合义务帮工的性质。故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已经能够确定的事实,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就本案争议焦点,需要明确以下事项:一、沈海云是否为履行职务的认定;二、余德明驾驶行为性质的认定。

一、沈海云是否为履行职务的认定问题。首先,沈海云是同方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同方公司将其所有的车辆交由沈海云驾驶,同方公司没有车辆管理、使用制度,同方公司就车辆使用的风险承担也没有与沈海云有明确的约定,客观上导致无法界定沈海云因履行职务行为还是因私使用车辆,据此可以认定同方会计公司愿意承担沈海云无论履行职务还是因私使用车辆产生的各种风险;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为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应当从其外观表现及行为实质内等方面进行判断。相对于第三人而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其外观表现而言,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就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实质而言,即从事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或者与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相关;就本案而言,沈海云作为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正常工作时间驾驶公司车辆外出,客观上,同方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就沈海云外出的行为实质上是否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同方公司辩称沈海云并非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由同方公司就其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方公司未提交任何可以证实沈海云因个人私事外出,同方公司认为沈海云从事个人私事的依据建立在其推断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其主要推断的依据为此案中涉及到同车人员刘小英的身份,沈海云、余德明及其他同行人员中午吃饭时就驾驶车辆是否有约定,沈海云如何将车匙交由余德明等细节问题的差异,推断沈海云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因各方当事人对以上细节问题陈述不一,二审法院认为,以上细节问题对于余德明在沈海云酒后将车辆交由余德明驾驶的基本事实并无实质性影响,且其推断也不尽符合常理,同方公司以上述细节事实作为其推断沈海云从事个人私事的依据,但又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同方公司关于沈海云并非履行职务行为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余德明驾驶行为性质的认定。承前所述,沈海云属于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饮酒将车辆交由余德明驾驶,同方公司对肇事车辆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余德明在同方公司法定代表人饮酒无法开车的情况下,无偿提供劳务驾驶车辆,符合义务帮工的性质,同方公司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鉴于驾驶车辆需要驾驶资格及安全审慎的驾驶义务,尽管余德明属于无偿驾驶,但不能免除其在从事驾驶活动中应当具备的安全审慎驾驶的注意义务,其在驾驶过程中追尾唐贤德驾驶的车辆,致使本车人员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未尽到安全、审慎驶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理应与同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余德明关于其属于义务帮工的主张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余德明提出的其不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赔偿标准、赔偿数额均无异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鉴于刘小英不认可在事故发生后,余德明垫付6600元,其要求抵扣相应赔偿款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以支持,故余德明及同方公司连带赔偿刘小英各项损失共计96229.47元。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4)成华民初字第21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即“一、人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小英支付赔偿金68564.37元;二、被告唐贤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小英支付赔偿金37362.58元;四、驳回刘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4)成华民初字第219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余德明及同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刘小英各项损失共计96229.47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受理费1725元,由同方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沈海云在本案中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为履行职务行为及对余德明驾驶行为性质的认定

(一)关于沈海云在本案中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为履行职务行为的问题。

首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沈海云是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车辆属于同方公司所有。根据同方公司的陈述,案涉车辆归沈海云独自使用,同方公司对此没有任何限制,对车辆使用的风险承担也没有明确约定。作为案涉车辆的法定车主,同方公司的行为表示愿意将案涉车辆置于沈海云的控制之下,作为沈海云履行职务的交通工具,即沈海云代表同方公司占有、使用案涉车辆。其次,根据同方公司提供的《汽车购买补贴管理办法》“5.补贴基于公私两用原则,当公私冲突时应以公务为先。”的规定,可以判定案涉车辆的性质是同方公司公务用车,兼有私用性质。在本案中,同方公司的车辆管理制度缺失,导致沈海云在本案所实施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还是办理个人事务不明。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余德明证明了沈海云是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案涉车辆属于同方公司所有,加上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正常工作时间段,就已经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同方公司抗辩沈海云到宜宾市办理个人事务,应当就其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方公司在整个诉讼阶段未提交任何可以证实沈海云因个人私事外出的证据,同方公司主张沈海云从事个人私事的依据建立在其推断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本院不予采信。所以,同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推定沈海云在本案中所实施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

(二)关于余德明驾驶行为性质的问题。

案涉车辆作为沈海云履行职务的交通工具,由沈海云代表同方公司占有使用,在沈海云到宜宾市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沈海云因为饮酒不能驾驶车辆,将案涉车辆交于余德明驾驶,是沈海云在履行职务中代表同方公司实施的行为,同方公司对此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余德明在同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海云饮酒无法开车的情况下,无偿提供劳务驾驶车辆,符合义务帮工的性质,同方公司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尽管余德明属于无偿驾驶,但不能免除其在从事驾驶活动中应当具备的安全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其在驾驶过程中追尾唐贤德驾驶的车辆,致使本车人员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未尽到安全、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应与同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方公司抗辩余德明本身也要回成都,不属于无偿提供劳务帮工人范畴的主张。本院认为,判定无偿提供劳务的标准是是否收取报酬或者获得利益。在本案中,余德明在自身有车回成都,也没有收取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余德明本身是否回成都,并不影响对其无偿帮工的认定。故对同方公司辩称余德明本身也要回成都,不属于无偿提供劳务帮工人范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223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人员

审判长  唐嘉君

审判员  秦永健

审判员  蒋 艳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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