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诉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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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审判人员:
案号: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288号
案由:
案件类型:
民事 判决
审判日期:
2014-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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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诉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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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人员:
案号: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288号
案件类型:
民事 判决
审判日期:
2014-09-05
案由: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

审理经过

上诉人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泰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量联行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2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泰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仲量联行所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3月1日,史泰博公司与仲量联行所名下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甲方)签订销售框架合同,约定仲量联行所将向史泰博公司购买办公用品,合同约定收货地点为花园石桥路66号B2楼。第一收货人为徐小姐。史泰博公司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商业统一发票,发票开具方式为逐次开票,即史泰博公司每次送货至甲方时,同时送达该次送货所对应的货物发票。对于非设备类商品,双方于每月1号核对上个月1号至上个月31号的订购清单,并在当月30号之前结清已开具发票所对应的货款。对于设备类商品,仲量联行所应自发票开具之日起30天结清相应货款。此外,史泰博公司同意在仲量联行所严格遵守本合同所有条款的前提下可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即对甲方的最高赊销额度)为15,000元(人民币,下同)。另外,框架合同同时约定,仲量联行所的付款方式为银行划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1年。同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员工徐晓岚全权负责向史泰博公司下达购物订单、查验和签收送达仲量联行所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工作,授权期限自2009年3月1日起至2010年2月28日止。该合同和授权书加盖有圆形“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专用章”。

2010年3月10日,史泰博公司与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甲方)再次签订销售框架合同,约定仲量联行所将向史泰博公司购买办公用品,合同约定收货地点为花园石桥路66号,第一收货人为Tracy。史泰博公司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商业发票,发票开具方式改为逐月开票,即史泰博公司在每月10日向甲方提供汇总双方上月1日至上月31日交易情况的《对账单》供仲量联行所核对,史泰博公司将根据经双方核对无误的《对账单》开具相应的发票,并在当月15日将发票送达给仲量联行所。仲量联行所应自发票开具之日起35天结清相应货款。此外,史泰博公司同意在仲量联行所严格遵守本合同所有条款的前提下可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即对甲方的最高赊销额度)为30,000元。另外,框架合同同时约定,仲量联行所的付款方式为银行划转,合同有效期为1年,自2010年3月10日至2011年3月9日。同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徐晓岚全权负责向史泰博公司下达购物订单、查验和签收送达仲量联行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工作,授权期限自2010年3月10日起至2011年3月9日止。该合同和授权书加盖有圆形“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专用章”。

2011年1月25日,仲量联行所出具《声明》,明确其名下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与史泰博公司签署的任何合同、协议或出具的承诺对仲量联行所具有约束力,即仲量联行所承担该等合同、协议或承诺项下应由该物业管理中心承担的所有相关义务和责任。

此外,本案中,史泰博公司与仲量联行所分别提供了合同期限自2011年1月10日至2012年1月9日的销售框架合同。其中,史泰博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中,仲量联行所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为10,000,000元,同时史泰博公司加盖骑缝章。而仲量联行所提供的版本,仲量联行所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为10,000元,但记载有货款信用额度的该页合同页面上未有史泰博公司加盖骑缝章。两份合同其余内容均与2010年3月10日合同相同,史泰博公司同时提供了授权期限为自2011年1月10日起至2012年1月9日止的授权书,史泰博公司提供的销售框架合同及授权书中仲量联行所的印章为椭圆形,印文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专用章”,而仲量联行所提供的销售合同中仲量联行所的印章为椭圆形,印文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

原审法院另查明,史泰博公司原名称为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2010年11月16日,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批复,更名为现名称。自2009年3月17日至2011年3月22日,史泰博公司共计制作了201份、客户名称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的订货单,总额共计28,027,365.11元,签收人员除徐晓岚外,还有赵晓申、袁晓欣、张金学、陈强、曾华、李瑶等人签字。另订货单中,尾号为8540、9088、4102、1077、6164、9698的6份订单签收人员无法辩认,涉及金额为10,525.20元,尾号为4044、9693、3133、0357、2778、9312、1214的订货单无签收人,涉及金额为35,686.34元。仲量联行所分别于2009年4月23日、5月25日、6月26日以及7月24日四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史泰博公司支付货款15,281.40元。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自2009年4月16日起至2011年1月28日止,共通过银行划账方式,向史泰博公司支付31笔款项,金额总计110,004元。

2011年4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出具《提请批准逮捕书》,认为犯罪嫌疑人徐晓岚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特提请批准逮捕。2011年5月5日,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

2011年9月18日,上海申北会计师事务所受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委托,对徐晓岚涉嫌合同诈骗资金金额进行司法鉴定,情况为2010年9月13日至2011年3月18日,徐晓岚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史泰博公司签订了20份购买克莉丝汀等公司的面包券合同,以合同总金额27,273,750元购买并收取了面值总金额为32,395,000元的面包券等有价证券。2010年9月16日至2011年3月9日,徐晓岚分21次以现金和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货款17,389,841.70元。截止2011年3月30日尚未支付货款9,883,908.30元。

2012年3月27日,本院作出(2011)沪一中刑初字第23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晓岚冒用所在工作单位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的名义,虚构公司需要采购代金券,并许诺可通过其低价购入高价回购赚取差价等,先后与包括史泰博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及个人签订购销合同,收取合同金额共计47,923,750元的代金券及5,090,000元购券款。徐晓岚将收取的代金券低价抛售后,除支付货款27,015,841.70元和归还购券款956,550元外,共计骗取价值25,041,358.30元的财物。其中在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期间,徐晓岚冒用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史泰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收取合同金额27,273,750元的代金券后低价抛售套取现金。至案发,徐晓岚尚未支付货款9,883,908.30元。同时该刑事判决书中,将史泰博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2011年度、赊销额度为10,000,000元的框架合同以及6份面包券销售合同作为认定徐晓岚诈骗的证据。

原审庭审中,史泰博公司对订单号为1005772381以及1005773130的两份订单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鉴定,该2份订单签字为张金学本人所签署。

一审法院认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为:一、刑事案件中所涉合同和发生之货款,是否属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仲量联行所是否需要对徐晓岚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二、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业务量及具体欠款金额。

对于争议一,根据本院刑事判决书认定,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徐晓岚冒用所在工作单位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的名义,与史泰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即2010年10月25日至2011年1月4日,徐晓岚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史泰博公司分别签订6份面包券销售合同;2011年1月10日,徐晓岚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史泰博公司签订了信用额度为10,000,000元的框架销售合同),收取合同金额27,273,750元的代金券后低价抛售套取现金,至案发,徐晓岚尚未支付货款9,883,908.30元。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相关协议项下产生的货款系由于徐晓岚冒用仲量联行所名义进行刑事犯罪而产生的诈骗金额。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史泰博公司是否善意且无过错的相信徐晓岚具备代理权,应通过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予以分析。1、从合同签订情况看,双方当事人分别于2009年及2010年签订两份销售框架合同,其中2009年度框架合同最高赊账额度为15,000元,2010年度框架合同最高赊账额度为30,000元。而在史泰博公司提供的2011年度框架合同中,最高赊账额度却提高至10,000,000元,同时所用加盖仲量联行所印章与前两份合同明显不同。根据本院刑事判决书中史泰博公司员工钱涛(公司职务:大客户部上海总监)以及员工吴辰翀的证人证言表述,史泰博公司曾要求单独签订采购面包券合同,由于截至2011年1月10日,徐晓岚面包券采购量已超过10,000,000元,故史泰博公司才另行签订一份新的销售合同,并给予10,000,000元的赊销额度。该时段尚存于2010年合同期限中。而从相关面包券业务及框架协议洽谈、签订、履行,直至最终案发,史泰博公司却始终与徐晓岚一人洽谈相关业务,未与其他人员接触,徐晓岚既非仲量联行所法定代表人,亦非仲量联行东亚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负责人,而仲量联行所授权给予徐晓岚的是“下达购物订单、查验和签收送达仲量联行所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未授权洽谈协议。2、从合同履行情况看,(1)根据史泰博公司提供的交易付款清单,史泰博公司诉称的交易主要存在两种付款方式,一为通过仲量联行所及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转账支付,另一类为徐晓岚以现金或银联卡转账的方式予以支付。其中,通过仲量联行所银行账户支付款项的共有4笔交易,最小交易金额为1,136元,最高交易金额为6,444元;通过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支付款项的共有31笔,最小交易金额为158.58元,最高交易金额为22,977.57元。而通过徐晓岚个人现金或银联卡方式支付的款项,金额多在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之间,最高交易金额甚至高达4,200,000元。如此巨额的商业交易,通过现金或公司员工个人银联卡予以支付,而金额较小的交易,却通过公司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有悖于正常商业交易惯例,且有违双方当事人签订的2009年度、2010年度框架合同针对付款方式的约定。对于该种异常的交易方式,史泰博公司理应引起警觉,对交易对象产生合理怀疑。此外,徐晓岚自2010年9月30日起,便出现通过现金或自有银联卡转账,支付巨额货款的情况。而本案中刑事案件也是在史泰博公司、仲量联行所2010年度销售框架合同履行期间发生。在该期间内,虽然仲量联行所给予徐晓岚进行订货、查验、签收等工作的明确授权,但史泰博公司给予仲量联行所的最高赊销额度仅为30,000元,赊销额度的突破,尤其是巨额的突破,仲量联行所理应要求徐晓岚取得进一步的授权。(2)双方合同中约定,“史泰博公司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商业发票,发票开具方式改为逐月开票,即史泰博公司在每月10日向甲方提供汇总双方上月1日至上月31日交易情况的《对账单》供仲量联行所核对,史泰博公司将根据经双方核对无误的《对账单》开具相应的发票,并在当月15日将发票送达给仲量联行所,仲量联行所应自发票开具之日起35天结清相应货款”,可见发票是双方结账付款的重要依据,根据史泰博公司提供的发票清单显示,史泰博公司开具的发票对象不仅涉及仲量联行所,还包括大量案外单位。尤其在2010年11月16日至2011年2月16日之间,史泰博公司向多家案外人开具发票25张,开票金额共计25,144,865.20元,甚至已接近史泰博公司诉称总交易金额28,027,365.11元,史泰博公司向案外人开具金额如此巨大的发票,却未取得仲量联行所任何书面指示,同时亦未收到仲量联行所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相应款项。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史泰博公司作为一家具有一定经验的商事主体,在与徐晓岚交易过程中,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在前后合同印鉴明显不一致且赊账额度发生如此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史泰博公司应当引起一定商业警觉,要求仲量联行所出具印章更替说明。同时,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明知购买蛋糕券等代金券的相关货款均由徐晓岚个人支付,违反合同中有关付款方式的约定,却仍然维持相关交易而未与仲量联行所其他人员进行沟通询问。据此,史泰博公司在相关交易中未尽合理的审慎义务,主观上具有过错,本案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仲量联行所不应承担徐晓岚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对于争议二,对于未纳入徐晓岚刑事犯罪所涉订货单,除订货单上无签收人或签收人无法辨认的部分外,其余均由仲量联行所工作人员签收或在仲量联行所指定的签收地点签收,故应认定为系双方真实交易,仲量联行所应对该部分货物承担付款责任。至于订货单号为1005567641的订单虽然无人签收,但该订单记载金额2,906.61元与仲量联行所提供的编号为02349903发票记载金额完全一致,且仲量联行所已于2010年1月26日向史泰博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故原审法院认为,单号为1005567641的订单属于双方真实交易。现史泰博公司主张全部201份订货单业务总额共计28,027,365.11元,其中经刑事判决书认定属于徐晓岚诈骗金额为27,273,750元,剩余的753,615.11元,扣除不能辨认的订货单金额10,525.20元和无签收人的订货单金额35,686.34元,余款707,403.57元应为双方真实交易金额。史泰博公司诉称仲量联行所总付款金额为17,833,232.81元,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构成刑事犯罪的36份订单所涉及的徐晓岚付款金额为17,389,841.70元,故扣除后,仲量联行所已付款金额应为443,391.11元,尚欠264,012.46元未付。

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仲量联行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泰博公司支付货款264,021.46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964元,由史泰博公司负担77,704元,仲量联行所负担5,260元。鉴定费用4,000元,由仲量联行所负担。

上诉人诉称

判决后,史泰博公司提起上诉称:一、涉案2011年度销售框架合同系由史泰博公司先行盖章,因仲量联行所对由徐晓岚带回的合同上加盖的史泰博公司骑缝章的完整性没有进行详细审核,这是致使徐晓岚偷换合同页,使得双方在2011年1月后交易得以开展和进行的主要原因。仲量联行所对2011年度所出具的徐晓岚授权委托书未持异议,这也是史泰博公司据此判断徐晓岚是否享有代理权的依据。同时,仲量联行所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曾签收过数额较大的蛋糕券,而仲量联行所对此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放任徐晓岚继续向史泰博公司订购蛋糕券,这也是史泰博公司相信徐晓岚具有授权的主要原因之一。仲量联行所上述一系列疏忽行为导致史泰博公司有理由相信徐晓岚具有合法的代理权,且史泰博公司对于2011年度销售框架合同上甲方印章的变化曾向仲量联行所进行过核实,并得到了仲量联行所的确认,因此史泰博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故本案应当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二、退一步讲,即便本案不能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上述提及的仲量联行所一系列疏忽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仲量联行所仍应对其疏忽管理行为承担部分法律责任。据此,史泰博公司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仲量联行所向其支付货款5,055,341.71元(扣除刑事案件中获得执行款5,092,579.05元及原审判决认定无人签收及无法辨认签收人的订单金额35,686.34元)。

被上诉人辩称

仲量联行所答辩称:一、史泰博公司在签订2011年度销售框架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故对史泰博公司认为本案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不予认同。二、史泰博公司提出的过错赔偿主张系新的主张,应当另案处理。仲量联行所认为原审判决正确,故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院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史泰博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为10,000,000元的销售框架合同系由徐晓岚冒用仲量联行所的名义与史泰博公司签订。现双方当事人对仲量联行所是否应对徐晓岚该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即徐晓岚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一、本案中,仲量联行所向史泰博公司出具的徐晓岚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仲量联行所全权授权徐晓岚负责向史泰博公司下达购物订单、查验和签收由史泰博公司或委托的第三方送达仲量联行所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工作。仲量联行所未赋予徐晓岚有与史泰博公司进行合同内容磋商、洽谈的权限。上述授权事项也可以认定徐晓岚并非仲量联行所业务主管人员。史泰博公司虽然称徐晓岚参加了双方当事人间2009年和2010年的销售框架合同的签订过程,但仲量联行所对此不予认可,史泰博公司也未进一步举证,故本院对史泰博公司该诉称事实不予采信。二、2009年和2010年度双方间签订的销售框架合同的货款信用额度分别是15,000元和30,000元,而2011年度的货款信用额度却增至10,000,000元。史泰博公司在货款信用额度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未向仲量联行所负责人接触询问,有违常理。三、本案所涉的三份销售框架合同均约定,仲量联行所以银行划转的方式向史泰博公司付款。但实际履行过程中,史泰博公司却收取了徐晓岚支付的现金及从徐晓岚个人银行账户中转出的款项。经比较,徐晓岚以非合同约定方式支付的款项金额远远大于仲量联行所通过银行划转方式支付的货款金额。而史泰博公司明知徐晓岚没有代为付款的委托权限,却未与仲量联行所其他人员接触,以确认双方交易的真实性、安全性;并且,在徐晓岚要求其向案外单位开具发票金额远大于向仲量联行所开具发票金额的情况下,仍未引起一定的警觉,采取放任的态度,未向仲量联行所的其他人员询问,史泰博公司上述行为显然过于草率、随意。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史泰博公司在签订授信额度为10,000,000元的销售框架合同、收取货款、开具发票等交易环节中均未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在审查徐晓岚是否有代理权方面存在过失,故本院认为徐晓岚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仲量联行所不应对徐晓岚的上述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史泰博公司上诉称,仲量联行所存在对合同审查不严等疏忽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史泰博公司可以在双方交易的多个环节判断出徐晓岚是否具有代理权,但由于史泰博公司对双方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反常现象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史泰博公司对此应自行承担责任。因此,本院对史泰博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史泰博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据此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187元,由上诉人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人员

审 判 长  王 峥

代理审判员  徐进峰

代理审判员  童 磊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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