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与漳州金鑫辉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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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审理法院:
审判人员:
案号:
(2014)闽民终字第1217号
案由:
案件类型:
民事 判决
审判日期:
201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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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与漳州金鑫辉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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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法院:
审判人员:
案号:
(2014)闽民终字第1217号
案件类型:
民事 判决
审判日期:
2015-03-23
案由: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支行。

负责人林伟杰,行长。

委托代理人周茂青、黄榕城,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加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维新、王生腾,福建远大联盟(长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漳州金鑫辉包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婵凤,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漳州富亿纸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锡河,总经理。

审理经过

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支行(简称“漳州光大银行”)与被上诉人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简称“龙海联盛公司”)、漳州金鑫辉包装有限公司(简称“金鑫辉公司”)、原审第三人漳州富亿纸品有限公司(简称“富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漳民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漳州光大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周茂青、被上诉人龙海联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维新、王生腾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金鑫辉公司、原审第三人富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查明:2013年1月1日,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金鑫辉公司向龙海联盛公司购买包装用纸,具体每笔交易按需方订购单发货,价格按供方的同期报价单为准,按月结算货款。每月25号对账,次月10日付50%,25日付清余货款。需方付清货款前,供方保留货物所有权。合同签订后,金鑫辉公司通过其采购人员陈亮等人向龙海联盛公司下达采购单,龙海联盛公司陆续将金鑫辉公司订购的包装用纸运送到金鑫辉公司在蓝田开发区龙祥北路39号仓库。经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对账,截止到2014年3月31日,金鑫辉公司结欠46573502.22元,已付款24741215.8元,尚欠21832286.42元。2014年4月2日,龙海联盛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龙海联盛公司对放置在金鑫辉公司仓库中标示有“联盛纸业”的所有联盛包装用纸(总重量约为5000吨,总价值约为1500万元)具有所有权,并有权取回该货物;2、判令金鑫辉公司赔偿龙海联盛公司损失6832286.42元。诉讼中,龙海联盛公司申请对存放在金鑫辉公司仓库中标示有“联盛纸业”的包装用纸约5000吨采取保全措施并查封、扣押、冻结金鑫辉公司价值700万元的等值财产,原审法院依法裁定查封金鑫辉公司仓库内约5000吨标示有“联盛纸业”的包装用纸;查封、扣押、冻结金鑫辉公司价值700万元的财产。

诉讼中,漳州光大银行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请求驳回龙海联盛公司要求对标示有“联盛纸业”包装用纸享有所有权的请求。原审法院依法追加漳州光大银行和富亿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3年3月14日起至2014年3月,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签订数份综合授信协议和银行承兑协议以及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漳州光大银行向富亿公司发放贷款等融资。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签订三份质押合同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约定富亿公司作为出质人以其依法所有或有权处分的瓦楞纸和牛皮卡纸向漳州光大银行出质。2013年3月8日,漳州光大银行(甲方)、富亿公司(乙方)、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丙方,简称“南储公司”)签订仓储监管协议,约定丙方同意对乙方提供并存入其仓库的上述质物提供保管服务,并按协议进行占有,履行监管责任。质物为乙方合法所有的商品,乙方应当提供足以证明质物所有权及数量、质量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质量合格证书、商检证明等),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乙方同意质押给甲方的货物由丙方进行保管,丙方同意在其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仓库或者场地为乙方进行保管并履行监管责任。甲方采用间接占有的方式占有质物,由丙方通过直接占有的方式监管质押物,乙方需保证配合丙方的占有、监管。丙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双方之间的约定向其支付仓储费用,乙方应按照双方之间约定的费用标准、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支付仓储费用。在签订仓储监管协议之前,富亿公司与南储公司还签订了租赁仓库合同书,约定,南储公司以每月一元的价格向富亿公司租赁富亿公司位于蓝田开发区龙文园区的仓库,租赁期间的税费、水电费由富亿公司负责支付。2013年3月4日,金鑫辉公司声明,表示其完全知道富亿公司仓库内的牛皮卡纸、瓦楞纸用于向漳州光大银行质押融资,该公司将配合富亿公司的工作。

另查明,目前存放在龙祥北路39号仓库中的纸品约7485吨,其中标示有“联盛纸业”的有4346.773吨。

还查明,富亿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锡河,原监事为刘婵凤,后变更监事为郑锡江。金鑫辉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婵凤,郑锡江为董事。郑良辉、刘婵凤、刘锡河原户籍所在地均在漳州市芗城区北圣楼巷64号。

一审法院认为

原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查封的标示有“联盛纸业”的包装用纸的物权归属问题,龙海联盛公司能否享有所有权并取回。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未按约定完成特定条件的;、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的。上述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又规定,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的,第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本案主要考察漳州光大银行是否善意取得动产质权。善意取得其他物权要满足三个条件: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进行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综合本案证据,不能认定漳州光大银行善意取得纸品的质权,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质物没有交付,不符合质权的成立要件。动产质权是以质权人占有标的物为其成立和存续要件,只有占有质物才能给出质人以较重的责任并给予质权人以权利保障。动产质权设定以占有为公示方式,但不包括以占有改定方式的占有,即出质人与质权人特别约定,标的物不转移于质权人,仍由出质人继续占有使用的,此为占有改定。本案中,漳州光大银行并未实际占有质物且允许出质人使用质物,因此,质权不能成立。其一,龙海联盛公司提供的录像光盘以及其他厂家给金鑫辉公司的送货单、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蓝田开发区龙祥北路39号系金鑫辉公司在使用的仓库,同时也是金鑫辉公司的生产地点。龙海联盛公司将货物送到金鑫辉公司指定的仓库并且由金鑫辉公司生产使用,该事实足以认定。存放讼争纸品的仓库并非富亿公司在使用。其二、在漳州光大银行提供的仓储监管协议中,约定的监管人为南储公司。该仓储监管协议“占有和监管”之部分约定,南储公司同意在其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仓库或场地为富亿公司进行保管。漳州光大银行以间接占有的方式占有质物,南储公司通过直接占有的方式监管质押物。南储公司有权要求富亿公司按双方之间的约定支付仓储费用,且南储公司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从富亿公司租赁仓库以存放货物。由此可见,南储公司并非受漳州光大银行的委托,而是富亿公司的货物保管人,而漳州光大银行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被授权在质押物进仓单和库存表以及出仓表上签名的人均为金鑫辉公司或者富亿公司的职员,并非南储公司的职员。本案事实可以认定,漳州光大银行并未实际占有质物、南储公司也并未实际占有质物。本案讼争货物自始至终存放在金鑫辉公司位于蓝田开发区龙祥北路39号的仓库中,并未移动且由金鑫辉公司逐步生产使用,一系列书面材料的签署并不能改变当事人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的事实。漳州光大银行认为监管方系其委托人,并支付监管费用,但根据仓储协议约定内容可以认定南储公司系富亿公司所委托,亦由富亿公司支付费用并无偿提供仓库,在仓储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丙方(监管方)为乙方(富亿公司)进行保管”,而非为漳州光大银行进行保管,因此,漳州光大银行认为其通过委托人实际占有了质物与事实不符。况且,富亿公司所提供的仓库属于金鑫辉公司在使用,漳州光大银行对此明知,否则,金鑫辉公司也没有必要出具声明来陈述货物的归属。其三,漳州光大银行并未提供其向南储公司支付费用(仓储费用和监管费用)的证据,无法认定南储公司系受其委托占有质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中,漳州光大银行没有取得质物,讼争的纸品自始至终均由金鑫辉公司占有并使用。因此,漳州光大银行认为其占有了质物且设立了质权不能成立。

其次,本案事实难以认定漳州光大银行主张取得的质权系“善意”。在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中,质权人应承担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本案中漳州光大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于动产质权的取得应承担比一般市场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其一,在富亿公司整个贷款融资期间,漳州光大银行对质物的权属审查不严。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以及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监管方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均约定,出质人应提交的文件包括质物所有权的权利凭证以及有关资料的原件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质量合格书、商检证明等。在动产出质的情况下,富亿公司并未出具其取得质物的发票等动产的权利凭证,漳州光大银行未审核该物品的权属即与富亿公司签订质押合同,没有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其二,作为富亿公司的贷款银行,在其明知存放讼争纸品的仓库为金鑫辉公司使用的情况下仍与富亿公司签订在该仓库保管质物的协议,并且由富亿公司以一元的价格(且租赁期间的税费、水电费由富亿公司负责)租赁给南储公司,且由富亿公司向南储公司支付仓储费用,转移了其自身应承担的保管质物的成本。其三、法律规定质权不能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取得,漳州光大银行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漳州光大银行不能取得质权。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约定需方在付清货款前供方保留货物所有权的内容合法有效。经金鑫辉公司与龙海联盛公司对帐,金鑫辉公司尚欠龙海联盛公司21832286.42元,金鑫辉公司没有异议,可以认定,金鑫辉公司应将所欠货款归还给龙海联盛公司。漳州光大银行虽然与富亿公司签署了质押合同,但是质物未交付并实际占有质物,不符合动产善意取得的条件,其主张对原审法院保全的标示有“联盛纸业”字样的纸品享有质权的理由与法不符,不予支持。龙海联盛公司要求对金鑫辉仓库中的标示有“联盛纸业”的纸品享有所有权并取回的理由合法有据,予以支持。龙海联盛公司行使取回权后,经出卖所得价款不足部分再行要求金鑫辉公司清偿,本案中不能确定龙海联盛公司行使取回权后变卖标的物的价值,因此,龙海联盛公司请求金鑫辉公司赔偿损失6832286.42元依据不足,起诉条件尚未成就,应另案处理。金鑫辉公司、富亿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对存放于漳州市龙文区蓝田开发区龙祥北路39号仓库中标示有“联盛纸业”的所有包装用纸(约4346.773吨)享有所有权并有权取回;二、驳回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0961元,由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负担45000元,漳州金鑫辉包装有限公司负担10596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漳州金鑫辉包装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诉称

一审判决后,漳州光大银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保留所有权。对此,漳州光大银行当庭提出异议,龙海联盛公司提供的合同和对账单存在事后补做的嫌疑。合同中关于送货地点等主要条款均空白,龙海联盛公司无法作出合理说明。

2、原审判决认定龙海联盛公司的供货运送至金鑫辉公司在蓝田开发区龙祥北路39号仓库。但龙海联盛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记载的送货地点并非该地点。漳州光大银行提交的质押仓库进仓单记载的收货时间也与龙海联盛公司送货单上的送货时间不符,说明龙海联盛公司的送货未由漳州光大银行的监管方收货。原审判决认定质押仓库存货为龙海联盛公司依据讼争产品销售合同向金鑫辉公司供货是错误的。

3、原审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一行“富亿公司开具给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的认定错误,该发票是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公司(简称“福建联盛公司”)开具给富亿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证明富亿公司向福建联盛公司购进货物,且有相应的合同佐证。基于上述增值税发票、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漳州光大银行主张富亿公司与福建联盛公司存在交易的事实成立。

4、原审判决认定南储公司是受富亿公司的委托保管其财产,与事实不符。根据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南储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南储公司是基于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质押合同》对富亿公司提供的质物提供保管服务。该仓储协议第二条第四款第(三)项约定富亿公司对于质押物的提货换货,南储公司应当按照漳州光大银行的指示办理。《质物清单》明确:“该质物已经交付给贵行指定的监管人占有、保管、监管”。

5、原审判决仅依据龙海联盛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即认定质押仓库属金鑫辉公司使用,缺乏证据,与事实不符。录音中的当事人未到庭质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保医保等证据证明当事人系龙海联盛公司的员工。用于存放质押物的仓库属富亿公司所有的事实是不容质疑的,原审判决不查明出质仓库的所有权归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6、原审判决认定质押货物物权归属龙海联盛公司与事实不符,缺乏依据。依照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仓储监管协议》以及移交事实,该物品所有权归属富亿公司。富亿公司对其享有物权的事实没有异议。

7、龙海联盛公司依据录音资料主张漳州光大银行自2014年4月4日本案起诉以后才开始对原纸仓库进行监管与事实不符。漳州光大银行举证的《质押合同》、《质物清单》表明该质押仓库从2013年开始一直延续作为存放质物的仓库。

8、原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8行认定:“富亿公司对质物查询和出质通知书没有异议,真实性可以认定。但该证据系查询2013年9月份之前货物,与本案龙海联盛公司主张的2013年12月以后的货物并不相同,并且在查询单上未列出品牌和型号,无法将质物特定化,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出质物为纸品,属于种类物,在进入质押仓库后,即特定化为质押物。原审判决仅以时间先后作为判断货物同一性不能成立。

9、本案中具体的交易数量应以“发货清单”为准,但“发货清单”中提货人众多,无从知晓这些人是何许人,也就无法证实货物是发给金鑫辉公司。

10、龙海联盛公司二审提交的对账单和对账汇总表体现的货款总价为48971807.01元,已收货款总额为27139520.59元,与其诉状中所称总货款为46573502.22元,已收货款为24741215.8元不一致,可见龙海联盛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有诸多不实,龙海联盛公司自己都不知与金鑫辉公司之间尚有多少债权债务。因此,假使讼争《产品销售合同》真实,因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不明确,金鑫辉公司是否已支付超过75%的货款,龙海联盛公司是否已经丧失货物取回权,无法查清,龙海联盛公司应向金鑫辉公司主张货款而非货物取回权。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存在占有改定的情形。依照讼争《质押合同》、《仓储监管协议》、《质物清单》、《租赁仓库合同书》,富亿公司将质物交由漳州光大银行指定的南储公司占有监管,存放质物的仓库已移交南储公司占有使用。在履行监管过程中,质物进入质押仓库并由南储公司监管,富亿公司使用质物时应当由南储公司按照漳州光大银行的指示办理。该情形与《物权法》规定的占有改定不符。

2、龙海联盛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富亿公司的出质物属其保留所有权的财产。退一步讲,假使该出质物是其约定保留所有权的财产,原审判决否定漳州光大银行善意取得该出质物,与法不符。首先,漳州光大银行所接受的质押物为纸品动产,其所有权的公示方式为占有。漳州光大银行在取得质押物时并不知情第三人对该标的物享有所有权的事实。龙海联盛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漳州光大银行存在恶意占有的情形。其次,由于实际占有出质物纸品的是富亿公司,实际享有所有权的龙海联盛公司必须使第三人能够直接从外部认识到所有权的归属,从而使所有权关系透明化。漳州光大银行以实际占有主体确认所有权归属的判断并无恶意。其三,龙海联盛公司未对其保留所有权的纸品进行恰当公示,如在其销售纸品标签上标注保留所有权。相反,龙海联盛公司在明知质押仓库纸品向漳州光大银行出质的情况下,从未向漳州光大银行提出所有权保留的异议。该事实在龙海联盛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其工作人员已经做了表述。其四,原审判决认定漳州光大银行是专业金融机构,应承担比一般市场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该认定显然与善意取得的立法主旨相违背。原审判决以法官的主观判断取代本应由龙海联盛公司就漳州光大银行非善意取得进行举证的义务。其五,原审判决以漳州光大银行没有审查富亿公司出质物的所有权凭证推定漳州光大银行未尽注意义务,从而否定善意取得,与法相悖。漳州光大银行通过合同约定、指定监管人、由出质人富亿公司指派人员确认出质物、质物清单、尽力收集出质凭证等方式完成对出质物的审慎审查义务。未能全部提交相关凭证并非漳州光大银行的过错导致,其取得质物没有恶意。其六,原审判决认定由出质人富亿公司承担监管仓储费属转移漳州光大银行应承担的保管质物成本。事实上,该费用承担是符合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合同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

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2条第一款规定,金鑫辉公司、富亿公司在委托代理人后未到庭参加诉讼,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未能查清。原审应当通知金鑫辉公司及富亿公司到庭说明事实。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龙海联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辩称

龙海联盛公司答辩称,一、讼争仓库现为金鑫辉公司在使用。龙海联盛公司一审提供的订货单、送货单、录音笔录、敦信纸业公司及华发纸业公司的证明等证据,以及漳州中院到龙祥北路39号现场送达传票时金鑫辉公司的采购经理陈亮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的事实,足以证明金鑫辉公司现经营场所在龙祥北路39号,法院查封的讼争仓库为金鑫辉公司使用。二、龙海联盛公司保留货物所有权的请求能够成立。1、龙海联盛公司提供的证明足以表明龙海联盛公司已依合同约定送货至金鑫辉公司位于龙祥北路39号的仓库,金鑫辉公司对龙海联盛公司所送货物的数量和金额已予以确认并出具对账单,对账单体现,金鑫辉公司共欠龙海联盛公司货款约4600万元左右,但截止龙海联盛公司起诉之日金鑫辉公司尚欠货款合计2120万元左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金鑫辉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并擅自将货物出质,龙海联盛公司有权依据合同约定保留货物所有权并取回货物。并且买受人金鑫辉公司已支付标的物总价款尚不足75%,故龙海联盛公司保留货物所有权的请求能够成立。2、漳州光大银行在设定质权中存在重大过错,不是善意第三人,其质权依法不能成立,故龙海联盛公司保留货物所有权的请求能够成立。三、原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1、原审法院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向金鑫辉公司及富亿公司送达相关起诉材料,并且金鑫辉公司、富亿公司已签收确认。2、金鑫辉公司、富亿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权利,原审法院直接做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问题。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漳州光大银行认为,1、原审判决中“2013年1月1日,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是否真实,是否约定所有权保留无法确认,金鑫辉公司故意不到庭应诉,存在与龙海联盛公司串通的可能,应严格审查合同真实性;2、“龙海联盛公司陆续将金鑫辉公司订购的包装用纸运送到金鑫辉公司在蓝田开发区龙祥北路39号仓库”,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龙海联盛公司的证据无法证明被查封的包装用纸所在仓库为金鑫辉公司的仓库;3、“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约定单价,没有交易数量,无法确认是如何对账的;4、原审判决对于《仓储监管协议》的陈述是断章取义的,例如故意将“自《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到达丙方(南储公司)之日,质物移交至甲方(光大银行)”等证明质物已转移给光大银行占有等对光大银行有利的重要约定省略;5、原审判决将同一仓库表述为“蓝田经济开发区龙文园区仓库”、“蓝田开发区龙祥北路39号仓库”,令人产生误解;6、目前在富亿公司仓库内的纸品,标示“福建联盛纸业有限公司”的有2095吨,标示“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的有2251吨。龙海联盛公司认为,原审判决中“2013年3月4日,金鑫辉公司声明”,该声明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是漳州光大银行去现场调查发现金鑫辉公司在实际使用龙祥北路39号的车间和仓库后,才由金鑫辉公司出具声明的。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

二审中,漳州光大银行提交如下证据:一、房权证龙字第××号产权证及国用2012蓝字第040号土地使用权证,证明本案查封的标示有“联盛纸业”的包装用纸所在的仓库位于龙文区蓝田经济开发区龙文园区(厂房一)内,该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均为富亿公司所有;二、照片,证明房权证龙字第××号记载的四至范围中西面相邻的福建信昌卫浴有限公司的位置与实况;三、南储公司证明二份、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聘用合同9份,证明富亿公司的质物已交付给漳州光大银行,该质物由南储公司实际监管,在《质押物进仓单》制表人处签字的是其公司员工;四、富亿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的部分购销合同,证明富亿公司向其他公司购买纸品的事实;五、富亿公司向漳州光大银行提交的部分货权发票及清单,证明销货单位为福建联盛公司的发票共1100万元;六、照片,证明因富亿公司与厦门汇进弘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汇进弘贸易公司”)有较大量的交易,而贸易公司进货品牌较多,所以富亿公司仓库内的纸品有福建联盛、联盛(龙海)、敦信、吉安、中隆、华发、玖龙、港兴、友利达、盈晟、八龙、世纪阳光等多个品牌;七、照片,证明南储公司在接受质物监管后立即在仓库外大门及醒目处、仓库内的质物及醒目处均粘贴监管公示牌,公示牌上注明质押权人、出质人、监管方、质物、监管区域;八、2013年银行承兑业务(合同号FZ××××Y01)银行承兑协议,购销合同,承兑汇票、增值税发票,质押合同、质物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九、2013年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合同号FZ××××D01)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购销合同、质押合同、质物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十、2013年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合同号FZ××××D02)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购销合同、质押合同、质物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上述证据八、九、十证明富亿公司仓库内的货物自2013年3月就已质押给漳州光大银行;十一、抵/质押物库存表、抵/质押物库存表,证明富亿公司仓库内纸品质押给漳州光大银行并由南储公司监管后,仓库内的纸品每天进仓、出仓和库存数量均有南储公司和富亿公司制表签字确认,以确保仓库内质物的最低价值始终不低于漳州光大银行和富亿公司确认的金额。

龙海联盛公司经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原件;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三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13年3月8日南储公司与漳州光大银行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并非这么约定;对证据四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五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在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的交易中,由于富亿公司与金鑫辉公司是家族企业,有代金鑫辉公司付款的情况;对证据六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七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伪造的,这组证据恰好证明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存在串通,从一审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所拍摄的现场照片看,仓库大门上并无质押公示牌,这些公示牌都是事后才补上去的;对证据八、九、十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十一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从金鑫辉公司给龙海联盛公司的联络单及龙海联盛公司通过社保查询的情况看,质押库存表上签字的两个人是金鑫辉公司的员工。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龙海联盛公司对于上述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讼争包装纸所在仓库、厂房及其土地使用权的权属与本案认定无关,故不作为证据采纳;龙海联盛公司认为证据七所体现的公示牌系事后伪造,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不能确定,无法达到漳州光大银行的证明目的,故不作为证据采纳;龙海联盛公司对于证据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是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

龙海联盛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厂房租赁合同,证明富亿公司已将位于龙祥北路39号厂区租赁给金鑫辉公司;2、用电变更情况及电费缴纳情况,证明富亿公司位于漳州市蓝田工业区(龙祥北路39号)800KVA变压器现由金鑫辉公司使用;3、报价单,证明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2013年11月1日起原纸结算价格;4、对账单、对账汇总表,证明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2012年11月26日至2014年3月31日对账情况,龙海联盛公司在此期间供货总量为16186.61吨,货款总价为48971807.01元,已收货款总额为27139520.29元,金鑫辉公司尚欠货款为21832286.42元;5、关于金鑫辉公司付款说明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金鑫辉公司向龙海联盛公司付款的情况;6、关于与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关系说明,证明龙海联盛公司与福建联盛公司是关联企业;7、2013年3月、4月、6月至11月的发货清单,证明龙海联盛公司的送货情况;8、记账凭证,证明福建联盛公司代付款2000多万元。

漳州光大银行经质证,1、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龙海联盛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如何获得该证据、获得的手段是否合法不得而知,同样一份证据,龙海联盛公司开庭提交的是复印件,金鑫辉公司在复印件上签注“与原件相符”并盖章,没有富亿公司盖章,而庭后调查中,龙海联盛公司提交的却有金鑫辉公司和富亿公司的盖章,可见该证据明显是恶意串通的。漳州光大银行二审提交的富亿公司位于龙文区蓝田经济开发区龙文园区(厂房一)权属证明,该土地使用权登记时间是2012年12月17日,房产登记时间是2013年3月19日,而该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6月1日,且企业租赁应当备案而未备案,可见该合同是虚假的。该合同存在不合理之处,约定以货款抵扣租金不合常理,不提供租金发票,不合理也不合法。即使存在该合同,富亿公司出租的也仅是部分车间厂房,而非租赁仓库;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确认该用电地址,即使用电用户登记为金鑫辉公司,属于生产用电,也不能证明仓库为金鑫辉公司使用;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报价单是2013年11月1日的价格,而龙海联盛公司主张取回的货物交易期为2013年1月1日起;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根据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第一条约定,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如果存在交易,交易量应以需方签收确认的“供方发货清单”为准,不能以对账单为准,而且对账单中具体交易数量和金额没有金鑫辉公司盖章确认。对账单中已开税票均为零,也证明其交易不真实。根据龙海联盛公司一审提交的发货清单统计,龙海联盛公司发出的货中,牛皮纸为3148.451吨,高瓦纸为2062.744吨;福建联盛公司发出的货中,牛皮纸为843.448吨,高瓦纸为2664.643吨,并非龙海联盛公司所称的总量16186.61吨。另外,该证据中体现的货款总价为48971807.01元、已收货款总额为27139520.59元,与其起诉状中所称的总货款46573502.22元、已收货款24741215.8元不符;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银行承兑汇票没有原件,从付款说明可见从2012年11月至2014年3月几乎均无直接付款;6、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系龙海联盛公司自行出具的说明;7、对证据七的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8、对证据八的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漳州光大银行对于上述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系联盛纸业有限公司2013年11月1日的报价单,与本案的认定无关,故不作为证据采纳;漳州光大银行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付款说明》系龙海联盛公司单方自行制作的,后附银行承兑汇票无原件,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作为证据采纳;证据六、八系龙海联盛公司自行制作的,亦不作为证据采纳;对于证据一、二、四、七,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

二审中,漳州光大银行申请南储公司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南储公司员工方斌作为证人到庭对南储公司为漳州光大银行的质押物进行监管的事实和过程作证并接受本院及当事人的询问。

二审中,本院对讼争包装用纸所在仓库及厂区进行实地勘察,在仓库及厂区内发现金鑫辉公司的宣传册、工号牌、产品返工返修单、纸板排程单(叉车用)等材料。

二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一、漳州光大银行对讼争包装用纸是否依法享有质权;二、龙海联盛公司对讼争包装用纸是否享有所有权。对于上述问题,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漳州光大银行对讼争包装用纸是否依法享有质权的问题。

关于本案质押物是否交付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占有人收到出质通知后,仍接受出质人的指示处分出质财产的,该行为无效”。本案中,依据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南储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仓储合同关系虽然成立于富亿公司与南储公司之间,但南储公司对于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之间的《质押合同》是知悉的,并且《仓储监管协议》明确约定南储公司必须按照漳州光大银行的书面指示和协议约定方可给予富亿公司提货或换货,如未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和责任给漳州光大银行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仓储监管协议》签订后,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还共同向南储公司发出了《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声明富亿公司将《查询及出质通知书》中所列的存放在南储公司仓库的货物质押给漳州光大银行,并要求南储公司严格按照《仓储监管协议》履行监管职责。根据漳州光大银行提供的《抵/质押物进仓单》、南储公司证明、聘用合同等证据材料,在《抵/质押物进仓单》“制表人”处签字的均为南储公司的员工,南储公司已按照《仓储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实际监管义务。故本案质物的交付形式属于指示交付,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关于本案质物系通过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付,不符合动产质权的法定交付形式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二)关于本案动产质物是否特定化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质物为生产原料,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南储公司约定在符合一定条件并履行约定程序的情况下,富亿公司可以提货或者换货,以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故本案质押监管仓库中的货物处于不断变动更新的状态。在实际经营、质押过程中,富亿公司、南储公司通过在质押物变动更新后均向光大银行出具《抵/质押物进仓单》的方式,实现对质押物的重新确认与出质,进而实现动产质物的特定化。

(三)关于漳州光大银行是否为善意第三人的问题。

龙海联盛公司主张其对讼争包装用纸享有所有权,漳州光大银行在对讼争包装用纸设立质权的过程中并非善意第三人,其质权依法不能成立。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出质人富亿公司在《质押合同》、《仓储监管协议》、《质物清单(附质押确认回执)》、《抵/质押物近仓单》等文件中均确认其对质物合法所有,并由南储公司作为富亿公司的保管人对质押物进行直接占有,根据动产所有权的占有公示主义,在龙海联盛公司无证据证明漳州光大银行具有恶意的情况下,应当推定漳州光大银行为善意,即漳州光大银行有理由相信富亿公司对质押物享有所有权。龙海联盛公司主张漳州光大银行明知质押监管仓库为金鑫辉公司使用,对此,漳州光大银行提供金鑫辉公司于2013年3月4日出具的声明一份,载明“我司完全知晓存放在漳州市蓝田开发区漳州富亿纸品有限公司仓库的牛皮卡纸、瓦楞纸拟作为质押物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漳州支行,用于申请质押融资授信。为避免货权纠纷问题的出现,现我司郑重声明,存放在上述该仓库的牛皮卡纸、瓦楞纸属漳州富亿纸品有限公司所有,我司也将完全配合漳州富亿纸品有限公司的质押行为和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的监管工作”,该声明虽为复印件,但在南储公司进驻金鑫辉公司对质押物进行监管的过程中,金鑫辉公司也未有异议,这一事实与金鑫辉公司的上述声明相佐证,可证金鑫辉公司已通过书面声明及实际行为向漳州光大银行确认了质押监管仓库中牛皮卡纸、瓦楞纸归属富亿公司所有。反观龙海联盛公司,假使如其所述,讼争包装用纸为本案《产品销售合同》项下发出的货物,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形下,标的物权利之归属与其占有之外观相分离,第三人难以进行判断,龙海联盛公司仅通过合同约定对货物保留所有权,并未采取措施将所有权保留进行公示,漳州光大银行无从知晓龙海联盛公司对货物享有所有权。况且,本案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讼争包装用纸为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约定所有权保留的《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物,对此,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二中进行分析,此不赘述。因此,漳州光大银行对于讼争包装用纸已依法设定质权,龙海联盛公司关于漳州光大银行非善意第三人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龙海联盛公司对讼争包装用纸是否享有所有权的问题。

本院认为,漳州光大银行主张讼争《产品销售合同》系龙海联盛公司与金鑫辉公司恶意串通、事后制作的,但未对此申请鉴定或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讼争《产品销售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但讼争包装用纸是否为上述《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物,从本案证据来看,依据不足。首先,根据庭审调查情况以及龙海联盛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看,龙海联盛公司自认其与金鑫辉公司存在多年买卖关系,长期向金鑫辉公司出售包装用纸,龙海联盛公司主张讼争包装用纸为本案《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物,但包装用纸为种类物,从讼争包装用纸的外观等现有证据来看,并未有特定的标示能够将其与讼争《产品销售合同》、《发货清单》、《发货出库单》等形成对应关系,龙海联盛公司仅以发货在先,必然使用、消耗在先为由,主张讼争包装用纸均是讼争《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物的依据不足。其次,从龙海联盛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来看,总额达27139520.29元的已收货款中,龙海联盛公司主张有24741215.8元为福建联盛公司代付,但未能提供相关的支付凭证,另有数百万元的款项均由废纸款、纸管款抵扣,亦有悖交易常理,因此,从货款支付情况等本案现有证据看,讼争《产品销售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依据不足。综上,龙海联盛公司关于讼争包装用纸为本案《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物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综上,漳州光大银行与富亿公司签订的数份《综合授信协议》、《银行承兑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为担保上述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而签订的数份《质押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同有效。讼争包装用纸已由富亿公司依约出质给漳州光大银行,漳州光大银行已依法取得上述包装用纸的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无论龙海联盛公司是否对讼争包装用纸享有所有权,均不能取回上述包装用纸,况且,从本案证据来看,龙海联盛公司主张讼争包装用纸为其与金鑫辉公司约定所有权保留的本案《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物的依据不足。故一审关于龙海联盛公司对全部讼争包装用纸享有所有权并有权取回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一、撤销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漳民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60元,由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50961元,由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人员

审 判 长 吴  莲  玉

审 判 员 王  江  凌

代理审判员 黄    挺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雅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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